大运河畔的圣旨碑

　　□ 刘洪山

　　历史上，聊城经济因运河而兴，清中期达到鼎盛。其中，大运河畔的圣旨碑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　　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，这座碑立于大、小码头附近运河南岸的重檐碑亭内，人们称之为圣旨碑、无税碑。石碑蟠龙碑帽下方镌刻楷体大字“圣旨”。碑身中间一行大字“聊城临清等五处永禁添设关卡”，也就是聊城、临清、七级、阿城、张秋这五处永远禁止从朝廷到地方收取苛捐杂税。碑上虽无“无税”字样，但要比单纯的“无税”更有利于工商业者经营，它推动了以聊城为中心运河一带“经济特区”的形成。

　　因为这块碑，聊城吸引来晋陕浙赣苏皖等地众多客商，他们修建了山陕、江西、苏州等八大会馆，这是运河沿线罕见的。受益于经济发展，崇武驿南首的大、小码头帆樯林立；运河两岸的太平、双街、小东关等街道的宅院、空地，货物堆积如山，时称“金太平、银双街、铁打的小东关”。这三条街的两端都建有街门，客商派人日夜守护，确保货物安全。南方货物在此卸船调运、销售，由畜力、人力车辆运往各地；北方各类产品在这里装船南行，聊城成为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地。商品市场的人流物流，带动了仓储、运输、餐饮、旅店等行业发展，整个城区街巷遍布饭馆、客栈、货栈、茶肆、戏院等。经济发展了，人们衣食无忧，读书求上进的愿望随之萌发，启文、光岳、摄西等一批书院先后建立，印书业、制笔业应时而生，一批批人才脱颖而出；人们越富裕越求福求财求禄求寿，宗教因此得到发展，当时仅城区就有上百座庙、观、堂、祠。正是大运河岸上的圣旨碑，助力当时聊城、临清一带经济文化达到鼎盛。

　　这座碑后来不见了。大概因现今无实物，史书上又无记载，无据可依，近代研究聊城经济文化发展的书籍都未提及此块石碑，但是，这个历史事件是值得研究的。

　　圣旨碑的来历

　　关于圣旨碑的来历，昔日民间普遍流传的是：在家养老的原刑部左侍郎任克溥知康熙帝南巡，把事先刻有“今日无税，明日有税”的石碑置于河内阻龙船，待打捞上来后，请康熙帝辨认碑上的字，康熙帝顺口读出“今日无税，明日有税”，迎驾者一起谢恩。皇帝金口玉言，就将石碑立在大、小码头对面，并建了碑亭保护。“今日无税”，但没有日期，也就是天天无税。这一传说当时在聊城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，现今仍有流传。

　　但是，这个传说讲的故事，是绝无可能的。一是传说中的八个字，碑上没有；再是立碑时任克溥已辞世；三是即使任克溥在世，在那君主至上的时代，他作为多年执掌谏诤、弹劾官吏的刑部侍郎，不可能有如此欺君罔上的举动。

　　碑的存在是事实，怎么立的？笔者查阅了各种版本的《东昌府志》《山东通志》及《清史稿》《清实录》《任克溥墓志铭》等文献，以及清朝官员任满候补赋闲期间到各地搜集碑文梓印的数部《访碑录》，都未得到相应的资料。

　　民间既有任克溥立碑的传说，大概也不是空穴来风。从任克溥的个性和他与皇帝的关系，可推测他可能得到了这道“圣旨”。

　　任克溥一生爱民，勇于陈民苦诉民怨。《清史稿》本传中大部分篇幅写了他爱民、惩治贪官污吏为民除害的事迹。在聊城民间更是流传着许多他亲民爱民的故事，以致“因其为御史敢言，及罢，子为仇所杀”。

　　任克溥深得皇帝信任，因丧子更得到皇帝怜惜。府志记载，康熙帝曾说“人言任某强干，诚然”。《圣祖实录》记述康熙帝“御舟泊梁乡闸，原任刑部侍郎任克溥来朝”，也就是任克溥到梁水镇远迎皇帝。《任克溥墓志铭》中说，康熙三十八年、四十二年南巡，都住在任家。皇帝“亲问齿发饮食，视聪步履，至于驻辇，先后赐御书诗赋、匾额、堂联无算……”

　　当时聊城一带灾害频发，据乾隆《东昌府志》记载，康熙三十四年至四十二年聊城连年发生地震、淫雨、大水、大旱等灾害，任克溥两次上书反映民间惨况，都未得回音。现在皇帝就在面前，他仰仗八十六岁风烛残年之身，无须顾及个人得失，大胆地向皇帝倾诉家乡连年灾害、饥民相食的惨状，请求皇帝给本地人民特别恩赐是可能的。皇帝怜惜任克溥，或觉得天灾难抵抗，人治能惠顾，可依运河之利以商养民，便许诺永禁添设关卡。四个月后，任克溥谢世。从此，聊城一带商贸繁荣，商民收益大增。九年后，来聊城经商的外地客商和富裕了的当地人担心任克溥去世久了，地方官生变，就把此“圣旨”刻碑为令，立在大、小码头对面最醒目、人们上下船都可看到的地方。它除提示官府备忘外，也提示商民以此监督官府，维护自己的利益。在大运河通航期间，这一规定无人敢违。

　　任克溥与皇帝在家里私下谈话的内容不可详知，人们就编造了他骗取皇帝立碑的故事。“永禁添设关卡”，或许因是皇帝的口头许诺，无朝廷正式公文，碑又是民间所立，故官修志书未敢贸然记载。

　　圣旨碑当时状况

　　人们为了保护这座关乎自己生计的碑，建了碑亭。因碑体高大，单层碑亭容不下，于是建了两层檐的重檐亭，琉璃瓦覆盖、十字脊歇山顶，亭内彩绘栋梁藻井，亭顶仿光岳楼藻井木雕莲花。亭呈方形，建在数尺高的青石台基上，周围无建筑物、无树木，地面十分宽敞，特别引人注目。石碑立在亭中央的赑屃碑座上。亭四周为砖墙，外有环廊。因是重檐，看着似楼，故人们称之为“碑楼子”。

　　至于碑正面那行文字，聊城宿儒吴云涛先生生前写的《碑楼子》（见《东昌野史》）和高萍踪、沈宝章二位先生生前写的《聊城古迹·碑楼子》（载1985年《聊城文史资料》第三辑）两文，都明确记载为“聊城临清等五处永禁添设关卡”。

　　亭东三四米处有一口水井。笔者幼时在井东边二百米处的太平街西首路南居住，常随大人去取水，趁大人提水的间隙，就爬进亭子转一圈。碑背面蟠龙碑帽下方刻“皇恩”，碑身中间有六七行文字，大概写了立碑的因由，立碑时间是康熙五十一年。当时碑亭内遍地破砖烂瓦，还有一些粪便，大人一般是不进去的。吴云涛先生等人说“相传”是乾隆年间立的，说明他们没进入亭内观看石碑背面的文字。

　　碑亭是怎么没有的呢？聊城新闻网刊发的一篇报道中写到，中通客车厂原党委副书记鲍荫华同志听老职工赵振兴师傅说，1947年老家北杨集建纪念亭，缺乏物料，就拆了碑楼子，他还曾跟车来玩，物料由几辆车拉走建了纪念亭。

　　亭内石碑等石刻呢？是1956年闸南电厂扩建储煤场时拆掉的。在场的李师傅说，蟠龙碑帽等无用项，即推入附近坑内。摔断的碑身平滑可用，运电线杆的周师傅请人帮忙装上马车，拉到他龙湾老家去了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有石碑是毋庸置疑的，石碑正面刻的碑文也是有据可考的。立碑之后，以八大会馆为标志的万千商户云集聊城一带，带动经济发展这一历史事实是公认的。唯碑背的文字失传，怎样立的碑尚难推测。聊城失去圣旨碑，是一大损失。我们应当弥补历史遗留下来的遗憾，不因旧史无记载、现在无实物，就遗弃它，不将它写入新史流传后世，不将它纳入聊城历史经济文化发展的研究中去。

　　在此，笔者建议查查大运河畔的这块圣旨碑，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或能发现背面的碑文记载的是什么。在没有发现新资料前，建议先在原地复建碑亭，立个标记叙述其事，正视它存在的历史，提示后人不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