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末东昌府堂邑刻工徐凤池考述

《四书集注》（宋）朱熹 蒲阳郑氏再订 堂邑徐凤池刻

　　文/图 王腾腾

　　东昌刻书起源自晋南平阳府（今临汾），始于明洪武初年（1368年）。平阳在金元时期即是刻书重地，时至明初，当地大量刻工随移民迁入东昌府，散居于堂邑骆驼山一带。这些刻工手艺出色，刀法圆熟，借助骆驼山一带盛产梨木、枣木之优势，较好地传承了雕版印刷技艺。

　　堂邑距聊城（东昌府治）仅40里（1里等于500米），不少堂邑人刻印启蒙读物或通俗读物来聊城串卖，颇为畅销，直接促进了东昌书坊的诞生与发展。据吴云涛《聊城刻书与出版业的兴衰概况》引李复元先生云：“远在明代中叶，聊城就有一家自印自卖、规模很小的书馆，字号叫好友堂。”后经不断发展，加上大运河漕运便利之影响，时至清代，聊城书坊出现井喷式增长，字号可查的书庄就达60余家。这些书庄大多雇堂邑刻工，自刊自印，图书广销天下。其中，尤以书业德、善成堂、有益堂、宝兴堂四大书庄为最。有益堂、宝兴堂各有书版500余种，而书业德、善成堂各有上千种。

　　民间书坊能有如此大的出版量，放眼全国亦属罕见。这与堂邑具有充足刻工不无关系，堂邑刻工可谓东昌刻书业的重要支撑。唐桂艳《清代山东刻书史》云：“到了清代，聊城的不少书庄直接从堂邑请刻工，可以说，对刻书中心资源的利用，促使聊城刻书业迅速发展起来。……堂邑是山东重要的刻书地。”

　　至清中后期，堂邑雕版印刷已然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。据《堂邑县乡土志·商务》载：“本境（堂邑）制造而多销于他处者，印书之板，染色之纸……往往在京都、汴梁及本省济南、东昌等处设局出售。”而堂邑雕版最为风行处，当数城西十八里骆驼山一带的村落。这里的百姓，大都掌握祖传的雕版技艺，把雕版作为主要的副业。据吴云涛《堂邑木板雕刻记略》载，堂邑三奶奶庙村、后杏园、景屯等均为骆驼山周围的村庄，家家妇女都会攥刀把，通过“揽头”为坊铺进行“外加工”。堂邑刻书之盛，可窥一斑。

　　堂邑刻工群中最负盛名者，非徐凤池莫属。

　　恩赐介宾 刻工领袖

　　徐凤池，字佩声，山东东昌府堂邑三奶奶庙人。清代著名雕版刻工。其父徐天佑曾恩赐军功，生有四子，即凤仪、凤池、凤楼、凤阁。徐凤池行二，曾恩赐介宾；三弟凤楼为廪生；四弟凤阁为邑庠生。徐凤池生有三子，次子名清湘，清湘之子名鸿轩。徐鸿轩，亦名徐运北，曾任贵州省委副书记、卫生部副部长、第二轻工业部部长等职。2018年去世，享年104岁。

　　徐凤池生卒年不详。今按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同兴堂《徐氏族谱》，凤仪、凤楼、凤阁兄弟三人生卒均有详录，唯凤池无存，不知何故。其兄凤仪生于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，三弟凤楼生于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，概知徐凤池生于道、咸间。又，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徐凤楼《修族谱叙》载：“合族父老即以修谱之事商之于余……自思废学多年，荒疏已久，恐不能胜任。又与胞弟凤阁商议，凤阁弟曰，‘此美事也，何可辞劳？’”据此可推，民国二年之前，徐凤池就已离世，故而三弟徐凤楼主持家族修谱之事。循此理路，徐凤池刻书活动当主要集中于同治、光绪间。

　　徐凤池所在的三奶奶庙村是堂邑刻工最为集中的村落。实际上，三奶奶庙村乃两村之合称，可分为东三奶奶庙村与西三奶奶庙村（俗称东三庙与西三庙）。东、西两村以杨氏、黄氏、徐氏家族为盛。诸家族皆曾以雕版为业，并有世代传承。曹之先生在《中国古籍版本学》中介绍清代东昌刻书时云：“东昌、四堡刻书也比较发达。……自元代以后，东昌为南北漕运要冲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东昌刻工也有到外地谋生的，例如北京文成堂刻《四书备旨》《大学》等书就是由东昌府堂邑县刻工杨金雄雕版的。”杨金雄便是东三奶奶庙村人，与刻工杨金维（冠县雕刻艺人陈庆生的姥爷）属同辈兄弟，皆为清代著名刻工。而杨氏兄弟的雕版技艺，均受学于西三奶奶庙村的徐凤池。

　　徐凤池曾恩赐介宾。清制，每岁由州县遴访年高而有声望的士绅，一人为宾，次为介宾，又次为众宾，详报督抚，举行乡饮酒礼。同时，朝廷以冠带表示礼遇乡贤的规格。显然，徐凤池隶属乡贤无疑。徐凤池家族观念浓厚，将刻板技艺倾囊相授于族人。随着徐氏家族刊梓工人不断增多，刻板技艺愈发精湛，三奶奶庙村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堂邑刻书第一村。

　　徐凤池技艺高超，慕名前来拜师之人亦络绎不绝。在其带动下，附近东三奶奶庙、黄寨子、许堤口等诸多村雕版艺人越来越多。书坊主对其颇为敬重，争相聘请。相较于年画，刊刻书版收入更为可观，旧时堂邑雕版还是以书版为主。

　　刻书多种 牌记醒目

　　徐凤池刻书多种，目前，笔者集得带有牌记者三种：清善成堂《四书集注》、清善成堂《新订四书附考补注备旨》、民国十五年（1926年）书业德《奎璧书经》。另有两种笔者未得目验，其一，民国十四年（1925年）刻本《新订四书补注备解》十卷。关于此本，李国庆先生曾在《古代雕版刻工称谓考录——〈书林清话〉条目增补》一文中援引。李国庆认为，叶德辉在《书林清话》中未提刻工有所不妥，故依传本对刻工自称作以详考，计得七种：“曰某工，曰某人，曰某匠，曰某氏，曰某者，曰某生，曰某手。”种下又分小类，如“曰某工”种，可分“曰梓工，曰雕工，曰刊工，曰刻工”四类，每类各举一例，可窥刻工称谓之概貌。其所举“曰某人”种之“曰刻工人”类云：“民国十四年刻本《新订四书补注备解》十卷，山东东昌府堂邑县城西三奶奶庙刻工人徐凤池。”

　　堂邑路庄一村民家中发现的祖传古籍中，清善成堂版《四书备旨》书尾印有“山东东昌府堂邑县城西三奶奶庙刻工人徐凤池”字样，而笔者所藏善成堂《新订四书附考补注备旨》书尾印“徐凤池刊工”字样，概知此二书有别，并非同种。

　　细审徐凤池刻书，其大字方板整齐，横轻竖重；小字字形长方，清秀瘦挺；撇长而尖，捺拙而肥，颇为美观。又据版心题署可知，徐凤池既为书业德刊刻，又为善成堂刊刻。作为东昌府的两大书坊，书业德与善成堂互有竞争。徐凤池能让二者并驱争用，在聊城刻书史上堪称奇迹。

　　坊刻本单独著录刻工且以醒目牌记形式标出者少见，而徐凤池有此待遇，亦可证明其在当时极负盛名。记刊刻者的牌记能够单独一页，说明此刻工颇受书坊主敬重，而徐凤池刻书牌记多有独占一页的情况，如《四书集注》《奎璧书经》等，其他堂邑刻工则不多见。徐凤池刻书牌记在位置、形式与内容上并不固定，花样繁多。就位置而言，或于序末，或于卷末，或于书尾，均较为醒目；就形式而言，字周有无线、单线、双线等多种墨围，字形或扁方、或正方、或长方，多宋体；目前可知题名款式至少三种，为“堂邑徐凤池刻”“徐凤池刊工”“山东东昌府堂邑县三奶奶庙刻工人徐凤池”，第一种常见。

　　古时刻工终日与木板、刻刀为伍，社会地位普遍低下。李国庆先生总结明清刻工题款特点云：“刻工题名款式单一，仅在姓名前面冠上称谓。”而“徐凤池刊工”牌记反将姓名置前，且不加籍贯，字大醒目，颇为自信，非寻常刻工可为。

　　李国庆先生援引“山东东昌府堂邑县三奶奶庙刻工人徐凤池”佐证记刊刻者牌记有“刻工人”称谓，此类刻工题署已是少见，而籍贯涵盖“省、府、县、村”四级者，则更属罕有。李国庆先生又于《山东籍雕版刻工辑略》一文中复引此则牌记云：“这则木记所载内容是迄今所见山东籍雕版工匠题名最为详细的一例。”可为参证。“山东东昌府堂邑县三奶奶庙刻工人徐凤池”牌记款式精美，端庄大气，有意突出“东昌府”“三奶奶庙”“徐凤池”字样，明显经过精心设计。相比于其他堂邑刻工，无论是从形式抑或内容来看，徐凤池皆独树一帜。

　　在历代传本中，刻工能自署名称且加籍贯者，并不常见；而为之专设牌记，刻意修饰，并独占一页者，则更如凤毛麟角。徐凤池在东昌书坊获此待遇，足见坊主对其之倚重。究其缘由，除徐氏技艺精湛外，亦与其出身不无关系。徐凤池曾受朝廷恩赐介宾头衔，其父恩赐军功，诸兄弟皆属乡贤，家势背景对其刻书影响必有推助之功。

　　值得说明的是，堂邑三奶奶庙徐氏刻书一直绵延至民国晚期。今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藏有一本民国徐光明刻《中庸》，木记署款：“山东堂邑县三奶奶庙刻工徐光明”。检索民国徐家族谱可知，徐光明为徐凤池嫡长孙，徐运北堂兄。

　　囿于文献不足，徐凤池诸多事迹尚待详考。作为堂邑刻工的领袖人物，徐凤池并不独守绝技，自作藩篱，而是倾囊授艺，造福乡人。以徐凤池为核心的三奶奶庙徐氏刻书，为堂邑乃至东昌地区的刻书及木版年画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，深入挖掘其刻书事迹，对研究清代山东家族坊刻或有裨补之功。